英国货车藏尸案：国际舆论战究竟是怎么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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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觅游陈开心

编审丨觅游侧影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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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该国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工业园区内的卡车集装箱内发现39具尸体，包括8名女性、31名男性。25岁的北爱尔兰司机随后以涉嫌杀人罪被逮捕，案件进入调查之中。

24日，BBC、路透社、《每日邮报》等多家英国媒体发布消息称39名遇难者为中国公民，该事件可能与偷渡行为有关。消息传回国内即刻引爆舆论，部分媒体如法炮制新闻标题。
当日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使馆已派负责领事事务的公参抵达埃塞克斯郡核实相关信息。当地警方表示他们正在核实死者的身份，仍无法确认其国籍。总警司安德鲁·马里纳(Andrew Mariner)在声明中称：“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发生了什么事。这起命案是否牵涉走私人口，目前仍在调查”。

25日，CNN一名驻华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事件提问称：“为何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这一带有强烈暗示的问题立即遭到发言人华春莹“回怼”：”你把这起案件先入为主设定为中国，把它和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在一起，这个出发点很有问题，这反映出你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答案？”

26日下午，埃塞克斯郡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他们收到多个来自越南民众的关于失踪亲属的报告，警方未来将调查重点同步转向越南，以便继续调查遇难者身份。
11月1日晚， 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发表声明：警方目前认为上月发生的货车惨案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人，并相信已经确定了部分遇难者家庭。

39个鲜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跨国人口贩卖的法律罪责需要严肃处理。这一案件可报可评的新闻价值很高，但是为什么一再反转的舆情焦点始终要围绕遇难者的国籍问题？借题发挥，混淆视听是部分外媒的惯用手段，赫赫有名的大报竟也未免俗，现今以来西方媒体究竟在用什么样的视角报道中国呢？

一、文化霸权本位

亨廷顿在著作《文明的冲突》中的首要观点就是当前全球的威胁是来自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将不会出现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会掌握着世界上的主要权力，未来最危险的冲突就是沿着文明断层线发生的冲突。西方媒体向来以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话语、理论以及价值观为标尺来观察和评价中国政治制度，这从根本上造成中西方政治话语隔阂与对立。“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向西方模式过渡。事实上，多党制、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所谓的“普世”理论。基于中国异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及价值观念，中国在西方舆论中自然成为被批判、被妖魔化的对象。

二、政经与新闻“合谋”

“中国威胁论”得以掀起全球传播的浪潮，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众传媒本身就是阿尔都塞笔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媒介本身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众多权力的一部分。透过西方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世界性大报对于中国形象的展现，国家利益溢于言表并受到政经界的支持因而极具市场，从而实现了政经界与新闻界的“合谋”。他们是“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生产来源，在“中国威胁论”的传播及反复论证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国家利益面前，国际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挟持下似乎被抛之脑后。受到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美国媒体上的“中国威胁”框架随即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流，并且在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之中重新建构“他域”的“中国威胁”想象与判断。

三、境内外共振，万事皆可“泛政治化”

以此次案件报道情况为例，10月24日，英国媒体BBC以“Essex Lorry Deaths：39 found dead in lorry were Chinese nationals（英国集装箱惨案：39名死者均为中国公民）”为标题报道此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人偷渡”背后的原因。随后英国《镜报》等媒体梳理数起中国偷渡客命陨英国事件，如2000年“英国多佛惨案”（来自福建的58名偷渡者被闷死在集装箱）、2004年“莫克姆湾拾贝惨剧”（23名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者在海滩涨潮时遇难）等，暗示中国福建人偷渡欧洲“早有惯例”。CNN更是在25日外交例会提问之后，直接发布新闻“why would people from China,the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risktheir lives to enter the UK?（为什么来自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人会冒险来到英国） ”，认为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来的，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让一些中国人民对环境失望甚至绝望，转而向外寻找新的出路。

案件传回国内，在多数网民表达痛心、追问真相之时，一些“公知”详细地分析中国人的偷渡历史、偷渡原因，挑动舆论观点的对立分裂。“@陈有西”、“@真的没想到”等微博大V针对“福建人偷渡”称其“有前科”，“他们对偷渡特别热衷”等，“地域黑”言论激起福建当地网民的不满与抗议。个别媒体人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平台中发声，如“英国都降半旗了，我们的中国为什么无动于衷”，“华人把生命级的坑蒙拐骗输出到国际”等。在这些言论影响下，一些网民的负面情绪被“成功”挑动，贫富分化、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等话题再度泛起。

泛政治化是一种缺乏政治理性的行为，它使人们既不能对社会问题作出实质的理解和处理，也妨碍了正常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功能发挥。最关键的是，这种由西方媒体引导煽动对立以降低公众的政治认同的行为结果又会为其妖魔化中国提供口实。

在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之后，我国主流媒体开始发力，联合开展一场国际舆论“攻防战”。媒体将国内舆论视线引向该事件背后的国际偷渡问题，《环球时报》文章抛出“英国为什么会屡屡发生人口贩卖案件并有这么多的奴隶劳工”问题，并通过多起事例证明，猖獗的非法移民现象背后，英国和欧洲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参考消息》刊发专家解读称，部分美西方媒体此次表现得如此偏执且肆无忌惮，是长期的偏见与近期的心态失衡共同导致的结果。

基于事实的反制无可辩驳，西方媒体蓄意攻击的政治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但这件事给中国媒体的启示远不应止于“及时回应”。从世界舆论战的实践来看，主动出击，先发制人永远是第一法则。就目前国际舆论的态势来看，西强我弱是一个短期内很难改变的事实，那么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介应尽快改变被动应对的局面，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积极进攻。
这里的“先”首先体现在“议题管理”(issue management)上，将重大新闻事件分阶段、有步骤地采用合适的传播策略，对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即“议题”施加影响，进行引导，从而创造良性的舆论氛围。其次，体现在舆论场域上，抓住西方刻意回避的事实，从不同角度设置议题，通过打造新的子舆论场，掌控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最后，体现在新闻报道上，能在关键新闻节点抢得先机，并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巩固领先优势，那么先入为主的“首发效应”、引领导向的“羊群效应”等会更加凸显。

参考文献

[1]黄浩.新传播时代西方主流媒体叙事逻辑的嬗变与创新——以《纽约时报》《卫报》的几则重大报道为例[J].传媒,2019(16):54-56.

[2]郭信峰,宋玉远.浅谈十九大以来外媒涉华政治话题报道特点及对策[J].对外传播,2019(06):43-45.

[3]张辉. 国际舆论引导中的公共关系策略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4]姜岩,毛磊.如何打好国际舆论战的思考——以新华社报道为例[J].对外传播,2016(09):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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